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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09-14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上世纪下半叶,港澳地区的经济起飞、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内地的坚实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对港澳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尊重历史,维持现状,不仅政治上维持稳定,经济上也给予大力支持,从供水、生鲜等各方面保障香港民生供给,让“东方之珠”光彩四射。

  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广州后,面对只有四个旅的驻港英军,却在边境罗湖以北四十公里的樟木头一线停下了脚步。

  当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

  1949年2月,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周恩来1950年春与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的讲话中也表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曹二宝介绍,1952年7月25日,澳葡当局在澳门关闸引起中葡炮战(史称“关闸事件”)。面对澳葡的挑衅,请示中央,周恩来传达的指示。据此,认为,关闸事件是葡方个别哨兵失误造成,决定予以宽大处理,只要求澳葡当局正式道歉和作象征性的赔偿。8月23日,澳葡代表带着“道歉书”,通过关闸到广东中山与解放军谈判,平息了事件。

  曹二宝介绍,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反动政权在国统区加紧迫害派和进步人士,到1947年年底,除了“民建”和九三学社的中央仍留在内地坚持地下斗争外,“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台盟”等主要派的中央和主要领导人,已聚集香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5月1日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就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等征求他们的意见,并提议三党发表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新华社香港分社、华商报等中共在港公开机构,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成效显著,主要派政党都以发表声明或谈话作出上述宣布,并成为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主体。此时的香港,成了全国“新政协运动”的中心。

  “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新华社香港分社、华商报等工作人员,以文化机构负责人或文化人的身份联络、带队,避开港英和特务的监视、跟踪,安排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从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秘密北上20多批、1000多名人士,其中350多名是民主人士。秘密北上人士中有119人出席了奠基建国大业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接近全体政协代表的20%。”曹二宝介绍。

  解放战争期间,香港与解放区就建立了物资通道,为解放军的三大战役提供了军需物资。而共和国成立后,港澳各界亦对祖国内地的红色政权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呼应。在当时,港澳成为了新中国重要的物资站。

  在《中国历史》第二卷上,在讲述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与各项建设的展开的相关章节里,就留下了港澳爱国工商业家的一笔: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积极组织货源,港澳爱国工商业家不避风险,鼎力相助,内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往大陆;内地出口货物主要是大米、活禽、蔬菜、鲜蛋、水果、鱼类、烟叶等农副产品,大都通过香港转口。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

  1950年初,广东各地面临严重粮荒。时任华南分局、广东省主席和广州市市长的,指示华润和南光利用归国华侨在海外的关系,设法以私人名义购入粮食,先运到香港或澳门,再设法运往广州。经过艰苦努力,在归侨的奔波斡旋下,大量大米分批从国外运抵港澳并转运至广州,既帮助广东渡过了难关,又缓解了港澳本地粮食困难,还有力地支援了进军海南岛部队的粮食筹措。

  此前,1949年11月,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也发生在香港。当时的中国航空公司以及中央航空运输公司两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于当年11月9日集体自香港驾驶12架飞机飞回祖国。之后两航停泊在香港启德机场的71架飞机引起海峡两岸争夺以至美国介入。当时的两航员工保卫这批飞机和零件,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提供一个重要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港澳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政治上保持了港澳地区的稳定,经济上对当地经济起飞提供了支持。

  曹二宝介绍,“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八个字,未见于、周恩来的讲线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座谈会上的讲线月周恩来在武汉与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的谈话中概括出来的。

  在他看来,从1956年起的十年里,广交会、三趟快车与东江供水,不仅仅是中央关心、爱护、援助港澳同胞,主要是发挥和提升港澳特别是香港独具的内地没有或“难比难替”的全局性功能地位,而成就香港的三大举措,也形成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基本方针。

  1957年,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创办,这也就是后来享誉全球的“广交会”。从首届广交会起,香港中华总商会就从不间断地组织会员参与广交会,并多年来为主办方代办向全球发请帖的工作,当时,许多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因此受邀来到广州参会,为中外经贸交流打开了一扇窗口。

  1959年,在《内地对香港食品供应量减少后所产生的影响》内参上批示,敦促大家注意并采取相应措施。而周恩来曾批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重要任务。”

  从1962年3月开始,三趟分别始自武汉(长沙)、上海、郑州的列车武汉江岸车站和长沙火车北站轮流隔日始发的751次,从上海始发的753次和从郑州出发的755次列车,每日载着满满当当的鲜活、冷冻商品,经深圳运抵香港,满足了港人的日常生活需求。

  “三趟快车抵深后,必须在笋岗铁路北站派驻海关工作组联检、消毒后,于次日凌晨运送香港。”深圳党史文献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地方志处处长周华介绍。

  老一辈专列押运员曾在文章中回忆道,三趟快车的运行,不仅要保正点,更重要的是要保鲜活。靠近机车头的车厢,要先装几车干货做隔离车,以免猪牛鸡鸭听到鸣笛受惊吓。而装猪、装鱼的车,要求沿途停车时的位置,恰好就在水龙头附近,便于冲洗和加水。

  内地“三趟快车”的开通,为香港提供了稳定价廉的鲜活食品和淡水供给,成为香港社会稳定和工业起飞的重要支撑。不管是在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在动荡的文革十年,不管是桥梁断裂、隧道塌方,还是华东华南发生严重涝灾,不管是铁路春运极为紧张,还是各种特殊情况下,许多货车无法正常运行,而三趟快车在运营的那段时间中,始终风雨无阻,为香港同胞的餐桌保驾护航。“三趟快车被誉为香港同胞的生命线。”周华表示。

  如今,“三趟快车”已成历史,但如今,通过铁路、公路等各种现代物流方式由内地供港的农副产品,承载着内地人民对港澳同胞的深情厚谊,依然奔驰不息,绵绵不绝。

  这段多年前流行于香港的童谣,正是当地曾经饱受缺水之苦的写照。由于缺少淡水水源,香港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年代期间,历经数次严重干旱。

  1962年至1963年两年间,香港连续9个月滴雨未下,大旱面前,蓄水设施沦为摆设,水塘里长出了茂密的草甸,严重时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供水4个小时,350万香港同胞的生活陷入困境,20多万人逃离家园。

  “每个人都会记得1963年的香港水荒,当时每天的报纸都在报道香港缺水的情况。香港向居民一天供水一次,有时甚至4天供水一次。”曾参与过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何霭伦介绍。

  缺水之痛,情牵两地。这一问题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63年12月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由中央财政拨款3800万元,建设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祖国,物资匮乏、百废待兴,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却向困境之中的香港同胞伸出援手。

  东深供水工程1964年动工,1965年3月建成通水。工程建设期间,广东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工程全线全面铺开、同时开工,史称“万人会战”。

  “当时工程要求在一年内竣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霭伦说。为了让香港同胞早日喝上东江水,当时的施工人员喊出了“要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的豪迈口号,克服了施工过程中的重重困难,最后,工程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建成通水。至今工程历经了三次扩建和一次全面改造。

  从1965年3月1日至2020年底,东深供水工程累计供水579亿立方米,其中对香港供水267亿立方米。目前香港用水的70-80%,深圳用水的50%以上,东莞沿线%左右都来自于东深供水工程,水质达到了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

  “东深供水工程一方面改变了香港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缺乏淡水的困境,为香港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腾飞;另一方面还对工程附近地区的社会经济起了巨大促进作用,在供水、灌溉、排涝、发电、防洪等方面发挥了综合作用,是一个经济效益十分显著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是真正的黄金水道。”周华说。

  今年,中宣部授予了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们是“建设守护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光荣团队”,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

  深圳水库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最后一站。在岸边,广东省人民政府1993年立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纪念碑见证了这段正在延续的故事:“东深供水工程,浩繁艰巨,它凝结着建设者的智慧和奉献,融聚着祖国人民对香港同胞的关怀和祝福。东江之水,情谊悠长,兹立碑以永志。”

  在屯门新墟青山公路东侧,两栋校舍掩映在绿树中,这是香港达德学院的旧址。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民主人士合作在香港办了这所大学,虽然存在时间仅有短短两年多,却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刘蜀永介绍,1946年夏天,中共领导人董必武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乘着原广东大学校长陈其瑗担任其翻译的机会,邀请陈回港办学。陈其瑗到香港后与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尹林平等讨论此事。与此同时,左翼民主人士杨伯恺、黄药眠和丘克辉等从内地撤退到香港,亦准备在香港筹办一间大学。陈其瑗和大家协商后同意一起办学。中共指派了黄焕秋等参加具体的筹办工作。一切就绪后大家决定成立校董会,推举李济深为董事长,并聘请陈其瑗为院长。1946年10月10日,达德学院宣告成立,20日正式上课。

  开办期间,达德学院设有商业经济、法政、文哲三个学系,另有会计和新闻两个专修科和预备班。开办不到3年,大约有一千名学生在不同的时期在校就读。

  学校教授阵容星光熠熠,刘蜀永介绍,其中包括法政系的邓初民、张铁生、周新民、侯外庐、石兆棠;商经系的沈志远、杜国庠、千家驹、章乃器;文哲系的黄药眠、司马文森、宋云彬、林林、周钢鸣、胡绳、钟敬文、娄榽、翦伯赞;新闻专修班的陆诒,以及教英语的曾昭抡等。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达德学院经常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到校举办专题讲座。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柳亚子、沈钧儒、章伯均、乔冠华、章汉夫、连贯、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等都曾到达德举办讲座。

  达德学院创办者的教育理想是创办一所新型民主大学。为了实现这一教育理想,达德学院提出了以下的教育方针:广义的爱国教育;和平的民主教育;进步的科学教育;人本的自由教育;集体的互助教育。《达德学院组织大纲》又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为人民服务之实用人才为宗旨”。

  1949年初,这所学府被港英政府关闭,教师和学生分批北上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工作。刘蜀永列举道: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陈其瑗任内务部副部长,沈志远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曾昭抡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有些达德学生参加了在华南解放区创办南方人民银行的工作。他们又随解放军入城,在广州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前往金融、财政、海关等部门,接管遗留的旧机构。建国后,他们大部分人成为广东省金融、财政和外贸部门的骨干。达德学院的华侨学生不少被分配到北京、福建、广东等地的侨务、外事部门工作。共和国建立初期也有不少达德师生投身新闻战线,而且大多成为所在媒体的骨干。他们投身新中国各条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达德学院是比香港中文大学历史还要久远的香港大专院校,只是存在时间较短而鲜为人知。达德学院有全新的教学理念和高质素的教师队伍。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国家改革开放时期,达德校友对国家和社会做出过重要贡献,其历史值得回顾和研究。”刘蜀永表示。

  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曹二宝认为,达德书院是目前香港唯一与中国有关的法定古迹,应参照之,将影响中国革命和建国、建设全局的中共在港活动的所有旧址,都确定为香港法定古迹,并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名单。而达德书院虽然只存在了2年,但是其成立经由香港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批准注册,就是继香港大学之后的香港第二所正规高校,应正视其历史地位,将其写入香港乃至中国的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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